存在与艺术：自我的现代命运

       由于历史的未定性，自我成为一个无限的怀疑者。无论是对于休谟式的经验的怀疑论者，

       还是对于笛卡尔式的理性的怀疑论者，传统的因果律都失去了普遍必然的前提，而面临危机。

       为了解决危机，休谟诉诸自我的经验，而笛卡尔诉诸自我的理性。怀疑主义的无结果的努力直接成为自我的主体性存在的申明和保证。它在哲学上的本体论失败使哲学转换成为自我存在的心理学。与此相应，美学转换成为关于自我存在的浪漫主义的诗学。怀疑主义的自我是一个人生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对现实存在的忧郁的感伤浸透了对遥远未来的原始性的怀想。在这种怀想中，自我必然地具计自然的情怀，而与自然达到深刻的同情和和谐。卢梭的意义正在于他在自然的深远和无限中发现了自我个性的象征和可能，但是，对于自我，自然只是一个象征，而非归宿。卢梭“回到自然中去”的主张也只是个象征，只有在对一切既定约束的反叛的意义上，才是真实的。卢梭的真实是一种激情的真实，这种激情是反叛既定性的元素。作为一个怀疑的浪漫主义诗人，现代自我在向自然的虚拟的退缩之中，抒发了不可抑制的向未来进发的反叛激情。

       成为一个无限反叛的存在者，是自我的命运。承担这个命运，在积极的意义上适应了现代历史运动的无限发展要求，是自我的个性价值的社会实践；但是，在消极的意义上，它是对世界整体件崩溃之后的无对逃避的个体生存的沉沦境遇的接受，而且直接就是一种沉沦。因此，现代历史不断把自我推向尼采的高峰，在这个高峰上，自我必然成为现代运动的文化先锋，同时，在对一切新旧传统的持续个断的对立中进行西西弗斯式的永恒的逆返的工作。作为顶峰之上的一个代表，尼采首先发现了神学瓦解（上帝死亡）之后自我反叛的可能，同时也发现了虚无的逼近。他把查拉斯图拉塑造为一个自由而孤独的舞蹈家，而非哲学家或诗人。在舞蹈家查拉斯图拉身上，自我的反叛因为美学的革命力量而被推到了极端，但同时也把反叛的自由与沉沦的悖论推到了极端。在尼采的自我意识中，他无保留地肯定了大地的意义，因为大地赋予自我超人的力量。但是，尼采对大地的希望更多地带着一厢情愿的假想，是卢梭式的浪漫主义幻想的回光返照。正如尼采拒绝一切后来者以他为偶像一样，作为现代主义的先锋，他深刻地看到了自我不可超越的孤独命运和非历史性。尼采的伟大正在于，他看到自身的非历史性，并且始终把自己保持在对于世界的象征距离上[3]。  

三、在无限之维的存在与虚无

       通过对凝结为传统的一切既定存在的持续不断的反叛，以自我为主体的先锋运动为现代人类向无限发展的进发开拓了文化道路。无限反叛不仅冲决了传统体系和制度的旧有堤防，而且使一切体系和制度的确定化在根本上成为不可能。在这里，反叛的无限性是针对规范和标准本身的，结果是，无限性，或无限发展本身取而代之成为一切的唯一标准。规范和标准的内在性缺失使现代历史向无限性的进发更多地依赖于内在欲求的外在化，依赖于技术革命的道路。反而言之，技术无限发展要求需要主体在无限历程中的内在性缺失——一价值的削平和中心的消解。在这种相互因果关联中，整个现代历史展现为一个世界技术一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化运动。  

               在最广泛和深刻的意义上，现代化不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事件，而是无限发展的过程。超越一切预设和界限，在向空间作无止境的追逐中，现代化把人类的一切目标，连同欲望本身都捆绑在时间的飞矢上。因此，哈贝马斯说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4]。对于这个计划的“未完成性”，所要求的心理革命，就是一个通过先锋行动来喻示的新的时间意识：在与传统的待续对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新风格。现代化的无限发展意识把时间绝对化为存在的本体。“只有时间才是构成生命的本质要素”[5]。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自我被迫进入“宇宙级思维”，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列奥塔所说的无限发展要求的崇高语境压力——一“发展”成为现在时间的意识形态[6]。在这种压力下，进入现代化就意味着进入历史，也就意味着进入对历史的一切可能的停滞的持续不断的反抗。在这个新的历史逻辑中，或者在“发展”意识形态的主题化操作中，不仅孤独的自找，而且人类整体都面临着被抽象和整和，因而表现出不可避免的脆弱和片面。  

现代化是现代启蒙的终结形式，它把文化一社会的世俗化实现为经济的全面发展和技术的普遍提高，完成了把理性归并入工业的过程，即“把理性从形而上学转化为工具的合理性”[7]。通过这一转换，现代化在提高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力量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两个方面达到的社会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与商品交换的普遍联系中，技术的无限发展包涵着对个体存在和个体需要的普遍漠视，是一种确定的盲目性。工具合理化取消掉了一切不能统一衡量的东西，所以一切都变成一种物质——一商品，人也因此实在化并且商品化了。“启蒙精神把有生命的东西与无生命的东西一致起来，而神话则把无生命的东西与有生命的东西一致起来。”[8]。由于启蒙向神学的必然性退化，自我个体不可避免地被现代化历程物化了，他在无限之维的存在，是以这种物化为代价的。因此，他的存在是向虚无的冒险，必然包涵着虚无的意义。在这种虚无的境遇中，海德格尔用以抗拒技术主义的无限性生产的“诗意的栖居”的理想只是遥遥无期的祝愿。[9]相反，卡夫卡的写作最深刻地揭示了自我在现代化世界中的绝望的挣扎和必然的荒谬归宿，无论是《城堡》还是《审判》，都是在绝对化的工具合理性的控制下的个性死亡，因此，《变形记》中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夜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的荒诞景象，是现代社会自我最正常的结局。在这个结局中，恐惧成为个体存在的本体。  

四、文化的意义危机

       由于现代化必然向未来无限延伸，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不仅超越传统面向未来，而且突破中西对立面向整个世界。现代化的无限发展意识对东方和西方文化施加了同样的崇高语境压力。也就是说，无限发展意识把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推上了无限之维，在无限之维上，任何一个时空点都处于临界状态——一面对未来的无限延伸，必然都是零点。现代化的崇高语境压力就是被迫摆脱这种零化状态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面临着同样难以逃避的多种文化悖论，即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域、自然与人化、个性与共性的二律背反。现代化运动导致的根本性的文化矛盾是，在无限之维上，时间的单向度发展的结果是多向度的文化矛盾的激化。一方面是发展的无限性使任何有限的参照系失去了确定意义，另一方面是在无限之维的关恒中寻找确定坐标的强迫性。在这对根本矛盾中，现代化的难题，远不止于认识论的难题，在根本上是存在论、生存论的难题。所以现代化运动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运动，其未来性不仅在于认识的未来性，而且在于存在的未来性。创造一个未来的存在，或者存在于未来中，这才是现代化的根本含义。面对未来的存在，或面对未来而存在，就成为现代人基本的存在情态和生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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