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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中三年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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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转瞬即逝,我自母校瓯中毕业已有十七个年头了。

    在近日召开的母校二十周年校庆校友联谊会上,校长章方辉、副校长林端强、金志正三位领导的介绍,又勾起了我对母校的点点滴滴的回忆,同时对母校的远大发展前景充满了希翼和憧憬。现记下这零星的、琐碎的回忆,权作为献给母校二十周年校庆的礼物,并衷心地祈愿我的母校发扬优良传统,开创美好未来。

一、吾校吾室

   我是瓯中首届毕业生,一九八五年入学。那年上半年瓯中才筹办,由于经费、师资、场地等方面的原因,录取通知书很迟才收到,开学也比大多数学校迟了一个多月——10月8日,怀着喜悦而又焦虑的矛盾心情渡过了三个多月暑期的我们,终于在千呼万唤中迎来了瓯海中学的新学期开学。

    在暑期里,我们对学校是有着许许多多的美好向往的:校园一定很大、很美,教学楼一定有四、五层楼高,教学设施一定是一流的,老师一定是个个博学多知、和蔼可亲的。可一到学校,真让我们傻了眼——学校只有一幢教学楼,占地面积不到一亩,校园没有一草一木的绿化。后来据深入了解,学校还是临时租用教师进修学校的场地。但学校场地是谁的跟我们无关,我们来此学习,关心的是教师的水平、学习的气氛和必要的教学条件。

  正如前面讲到的,由于学校才创办不久,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不仅仅是学校教学楼租用人家的,连食堂、宿舍也是租用人家的。特别是宿舍,租用的是水心村一农户的一幢三间三层的楼房。

当年瓯中招收4个班的学生,大多来自全县农村,具有农家子弟忠厚朴实、吃苦耐劳、积极上进的优良品质。大家都有一个不很高尚但很实际、明确的学习目的——跳离农门,改变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背朝太阳面朝黄土的痛苦命运。由于学习目的明确,大家学习十分自觉、用功,因此不在意学习、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更多关注的是分数的多少、名次的前后。这在倡导并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大多数人对此肯定是难以理解的。而当时,我们确实是那样想,也是那样做的。

  在瓯中三年期间,一年是在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两年是在原瓯中(现瓯海二高)学习。我们的每一步成长,是和瓯中的每一点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是和瓯中同时成长,是同命运、共呼吸。因此,对学校、教室、宿舍等校园设施及一草一木都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对学校校园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教学楼建造时我们人人参与搬钢窗、红砖、水泥等劳动场面的情形,和毕业前夕大家捋袖挽裤,在教学楼前开挖池塘以作毕业留念的情形;对教室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停电过后,人人点燃蜡烛,教室里烛光摇曳,同学们认真温习功课的情形(据说这一情景,被当地群众和过往行人称为瓯中校园最美丽的风景);对寝室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租用农房住宿时,上至学校领导、下至普通老师,甚至连农户家人都对我们莘莘学子生活上的关心,男女生的和睦相处和半夜三更大家秉烛追打老鼠的情形。当然还有冬天洗冷水澡时那种冷彻至骨的记忆。而那种冷彻至骨的记忆,成了我们现在可以唯一向老婆、孩子夸耀的资本。

二、吾班吾师

    高一那年,我被编入高一(1)班,班主任是陆忠权老师。陆老师是教数学的,上课时思维严密、条理清晰、深入层出,因此我们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课。平时,他经常和我们促膝谈心,对我们的学习、生活十分关心,我们都非常尊重他。

  当时瓯海称县,下辖永强、三溪、梧田、泽雅、藤桥等几个区。我们班的学生,大多来自这几个区,也有少数来自市区的学生报读。人数永强最多,三溪次之,梧田、泽雅、藤桥依次居后。按入学时的学习成绩排名,也是永强居前,三溪、梧田、泽雅、藤桥依次排后。但开学时老师的教诲,在同学们的学习中掀起了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高潮,这使期中、期末的“英雄排座次”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有的同学保持不变,稳座钓鱼台;有的同学有所退步,排位座椅往后移动;有的同学后来居上,过五关斩六将勇往直前。但几位来自永强的同学“英雄座次”始终难以撼动,如高三毕业时被复旦大学录取的方良(是瓯中第一位进入复旦大学学习的毕业生),还有汪波、项深泽等同学。我作为一名入学时成绩较差,后来才有幸进入班级中等行列的学生,和其他来自三溪等地的同学一样,除了向永强等地成绩优异的同学学习外,还认真分析了他们成绩优异的原因:他们迎着晨晖朗朗读书,他们借着烛光冥思苦想,他们吃着从家里带来的已烧熟的鱼虾、腌制的青蛏等食物。后来经双方的比较分析,发现他们脑子聪明、记忆力好的主要原因——多吃鱼虾。而三溪、梧田等地的学生,吃的多是带自家里的酸菜、菜干、油松豆等蔬菜、豆类食物。这些结论大多是我们在吃饭等课余时间闲谈论辩得出来的。

  高二时,学校文理分班,我因文科成绩好而选择了学校唯一的文科班——高二(2)班,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余应林老师。文科班因女生多、男生少,而被人称为“阴盛阳衰”。而男生大为不服,以学习成绩证明了在班级中的地位——班委会中,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团委书记都是男生,只有副班长、宣传委员是女生。

  由于二年时间“同室”学习,毕业之后又召开了两次同学会,对本班的同学记忆特别深,一些同学因其鲜明的独特的个性而永远铭记在心。对一些人,一闻其声,便知其人;一见其人,便知其名。如男同学中,吴晓阳、包毅、项友亮、季海波、潘时晖等,因联系较多,都成立了好兄弟好朋友。由于当时学校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经验不足,我们班参加高考成绩不很理想,只有3名同学上了省线。许多同学和我一样,因改报温师院录取,全班大概有20名左右。后来有人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一届文科班是师范班,你们班的同学可以联合起来办一所学校”。的确如其所言,现在我们班的同学已成为瓯海、龙湾两区初中学校的教学骨干,一些同学甚至已成为学校的领导呢。

  对老师记忆最深的,一是陆老师的家访,二是余老师的多才多艺,三是其余老师的敬业和严谨治学精神。陆老师的家访,大概是1986年3、4月份,学校安排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老师分片分组家访。陆忠权老师和教高一数学的胡建胜老师一起,花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到了我家所在地娄桥镇干屿西村(那时交通十分不便,其间要乘车、乘船、再走路)。对于来自城市的老师不辞辛劳走访乡下农村的学生,这在农村立即被传为美谈。我的母亲以农村人特有的淳朴,为老师端凳送茶,认真听取老师对我各科成绩的评点,并怀着虔诚的心情嘱托老师要严格教育,培养成才。陆老师的家访对以后一样成为教师的我来说教育很大——家访是加强学校和家庭之间沟通、增进师生之间相互了解的桥梁,家访是教师工作特别是班主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的中小学校,还有多少老师在期中、期末坚持家访,和家长一起共同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呢?

  余应林老师是我高二、高三时的班主任老师,他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工作是十分不易的:一是我们班女生多于男生,女生问题比较复杂;二是他是教数学的,思维方式上也与学文科的我们不一样。但也却以不偏不倚、始终笑嘻嘻的工作风格和既会打篮球、排球,又会吹拉弹唱的才艺征服了我们,解决了班级内和我们学习中的诸多矛盾。这使他在我们班同学中很快树立了一种十分高大的形象——女生的崇拜偶像,男生的兄长和朋友。比如对于高三最后一段时期班级内出现的男女生友谊问题,他的处理是不冷不热,恰到火候。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教师中是十分难得可贵的。

  除了上述提到的两位班主任老师外,在我的记忆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还有:为学校发展而多方奔走的校长林玉山老师、党委书记刘旦元老师;探幽析微、一丝不苟的语文科管文绮老师,豪爽率直、敢说敢做的政治科林端强老师;还有成为学校文学青年的引路人,一边教书一边创作的语文科程绍国老师(他现在温州晚报任文艺副刊编辑,是温州市文联副主席)。

三、回忆与建议

  其一,对于校训的回忆。记得那时的校训是“勤奋、求实、博学、创新”八个字(因时间久远,可能有所编差),被制作成铜字,镶在教学楼东首教室的墙壁上。这八字校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学校中,可说是比较先进、比较全面的,对激励全校师生奋发进取、认真学习、向更高的目标冲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如今已是二十一世纪,这个校训是否显得过时,有待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认真思考。在我看来,这个校训过于一般,没能反映学校的特有品质(学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沉淀下来的教风、学风及学校的办学目标和价值取向)。因此,按照这一衡量标准,校训的流传就难以长远,就没有生命力。为此,建议母校的领导和老师对学校的校训作进一步的探讨,确保校训能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在求知、励志、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持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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