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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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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这也就是王船山说的,“教能止恶而诚明不倚于教,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合天也”。德教不仅是有效的、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在王船山看来,人不可能事事生而知之,特别是从知识的全体和大用来说,更必须学而知之。只有通过学习和受教育,才能恢复、控制或宏扬人的善的本性,抵制外界种种恶习的污染。在王船山看来,德教的基本内容是儒家的三纲五常,但对于不同的对象则须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对于被统治者即广大庶民百姓来说,主要依靠风化之教。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注:《论语》。),就是讲“风化”之教。王船山阐发孔子的思想,指出风化之教的特点和实质就是统治者们——君子“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注:《四书训义》卷六。),以自己的表率行动去带动、感化被统治者。而对统治者——君子则必须行“庠序”之教,要“谨吾庠序以乐育其俊秀”(注:《四书训义》卷二十五。),“庠序”之教的特点是通过学校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使人们对于敬长、孝亲、忠君、劝善等等,懂得其“所以然之理与所必饰之文”(注:《四书训义》卷二十五。),以提高理论水平和自我修养的能力。王船山强调指出,“庠序”之教决不是空洞的说教,必须与道德修养,即改造主观世界的实
践紧密联系起来,其具体途径就是儒家一贯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最后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养民与治吏是历代统治者在行政过程中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历史上,儒、法、道三家,各从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出发,对养民与治吏提出不同的主张和方针。儒家主张“宽以养民,严以治吏”;法家主张治吏严,养民也严;道家则主张养民宽,治吏也宽。王船山是崇奉儒家方针的,并对之作了重要的阐发。首先,王船山以唯物主义理气观和理势观阐发了传统儒家“即民见天”的重民思想。指出:人们平日所谓的“理”,并非理学家们所讲的神秘的“天理”,而是自然界阴阳二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注:《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理的表现形式是“势”,“故其始之有理,即于气上见理,迨已得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注:《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王船山指出,儒家讲“即民见天”,实际上这“天”就是理与势的统一。“孟子于此看得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注:《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由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势”,通常是通过“民情”和“民心”表现出来,所以要把握理势统一的“天”,就必须从了解“民情”、“民心”入手。而王船山思想的深刻处就在于,他在以唯物主义理气观和理势观阐发儒家“即民见天”思想时,提醒
人们注意防止两方面的片面性:一是“舍民而言天”的片面性。王船山指出:离开“民情”、“民心”去谈论了解“天”,其结果将会陷入“合乎符瑞图谶以侥幸,假于时日卜筮以诬天”的神秘主义。一是“舍天而言民”的片面性。即片面地强调顺从“民情”、“民心”,而忽视从“民情”、“民心”中去进行理性思考,探求理之所在,势之所存,其结果不是陷入众说纷纭之中而莫衷一是,就是陷入偏听偏信之中而酿成祸乱,并不能达到“即民见天”的目的。为了启发统治者牢固地确立重民思想,王船山还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既有利益的对立性,又有利益的同一性角度加以论证。指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确有因利益对立而心满怨恨、矛盾尖锐的一面,“民yán@②之可畏,实有其情”,但二者之间由于“共此区夏”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因而又有利益相依的一面,这就是“君非民,罔以立,民非君,罔克胥匡以生,名与义相维,利与害相因,情自相依于不容已”(注:《读通鉴论》卷二十七。)。以“利与害相因”的明确语言来表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利益同一性关系,并把它视为一种“情自相依于不容已”的客观关系,这种论述尽管包含浓厚的阶级矛盾调和论色彩,但从其劝说封建统治者关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可“纵欲
”而“忘其民”这一点上来讲,仍不失为深刻之笔。正是从上述重民思想出发,王船山明确提出了“严以治吏”的主张。他说:“严者,治吏之经也”(注:《读通鉴论》卷八。),“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注:《读通鉴论》卷八。)王船山主张从严治吏主要是为了建立清廉的吏治,强调廉政是吏治的根本。“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注:《读通鉴论》卷十。)。他还突出强调严上官之治,认为官场贪贿成风,根子往往是在上面,因而要杜绝贪贿,建立清廉吏治,必须从上面入手。只有严上官之贫,才能遏止和杜绝下官之贪,否则是不行的。在论述“严以治吏”的同时,王船山又论述了“宽以养民”的方针。他说:“宽者,养民之纬也”(注:《读通鉴论》卷八。)。所谓“宽”,从法制上说,主要是对人民要省刑罚,重教化,反对法家严刑峻法。“假令要民为善,教格过密,立法过峻,岂非太过”(注:《读四书大全说》卷一。)。所谓“宽”,最主要的还是从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这是赢得民心,确保社稷安定的基础。民力裕而民心固”(注:《噩梦》。)。由此,王船山提出自己“宽以养民”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这主要是:第一,抑制土地兼并,规定自力占田“不得
过三百么”,“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倍之”(注:《读通鉴论》卷二。),第二,实行“减赋而轻之,节役而逸之”(注:《宋论》。)的轻徭薄赋政策,“不夺民治生之力”。第三,在重本抑末的同时又鼓励“天下交相灌输”(注:《读通鉴论》卷二十七。)。
擢举贤才,贵士,养士。
擢举贤才、贵士、养士是王船山在用人问题上提出的基本方针。用人问题,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历过由原始公社时期用人唯贤,到三代时期用人唯亲,到春秋战国时期用人唯才,再到汉以后用人唯亲与用人唯贤相互交织、相互斗争、彼此消长的曲折发展过程。王船山是坚持用人唯贤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是既继承儒家思想,又吸取某些法家思想,并对二者都作了改造与发挥。王船山明确提出:任用贤才是治国的头等大事,关系国家兴亡。他说:“用人与行政,两者相扶以治”,“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注:《读通鉴论》卷十一。)又说:“天下之恶,莫有甚于恶天下之贤而喜其不消者也。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斩宗灭祀,鬼祸不解者,皆此念也,可不畏哉!”(注:《读通鉴论》卷十九。)“人主而为国计无疆之休,任贤而已矣”(注:《宋论》。)。王船山强调擢举贤才的重要性,并对贤才标准进行深入的分析。指出:所谓贤才应是德才兼具而又以德为帅的人,当二者不可得兼时,则宁取其德亦不可因重才而弃德。在对德才标准进行分析时,王船山进而指出,掌握德才标准应是相对的。这相对就表现为:一方面,任何人的德才都包含自身的矛盾,德之优处又包含不优处,才之长处又包含不长处,“金
无足赤,人无完人”。否认这种相对性,就会“洪洞县内无好人”,选不出贤才。另一方面,对处于不同岗位、担任不同职务的人的德才要求也应是相对的,应从实际出发,具体掌握,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应要求其全才,“人之不能有全才也,唯其才之有独优也”(注:《宋论》。)。王船山强调用人唯贤,便自然反对用人唯亲(包括近幸之亲、族姓之亲、故旧之亲)、用人唯财(指卖官鬻爵)和用人唯资(资历)。为此,他提出了擢举贤才的具体途径与方法。其基本思路是:以科举为基础,把科举与贡举结合起来,再由吏部统一铨选和任命;拔擢高级官吏还应由皇帝会同吏部长官最后进行策问和审核,即所谓“既试之南宫,又试之殿庭”(注:《宋论》。)。在识别贤才的方法上,则主张在科举或贡举的基础上,通过“初试一邑”进行锻炼和考察,同时特别强调考察贤才应坚持文(文章)、行(实践)、志(心志)的统一。
王船山还提出,擢举贤才必须“贵士”、“养士”。“士”是产生贤才的基础。王船山总结历史经验,对“士”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士”作为一个有文化素养、熟悉历史和具有才干的阶层,对于国家和社会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二重作用:就其积极作用言,他们上可辅佐君主,下能教化吏民,于治国安邦确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得士者昌”、“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这是历史的成功经验,就其消极作用言,他们又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倡“任诞”之言,“胁侯王,取宠利”,“以与上争权”,直至引起天下纷乱,“中夏沦没”(注:《宋论》。)。而“士”阶层之所以具有上述二重社会作用是与他们具有二重品格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士”熟读圣贤之书,从理性上说,他们都会懂得自尊、自重、自贵,“业已为士,聪明才干不后于人,诗书之气,耳已习闻,目已习见,安能一旦而弃若委士哉!”(注:《宋论》。)另一方面,“士”要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又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利益集团,当利益需要超过和淹没其理性时,他们之中有些人便不能自尊、自重、自贵而是自贱了。正是在对“士”阶层二重社会作用和二重品格进行具体剖析的基础上,王船山提出“贵士”、“养士”而不“治士”的主张。“贵士”
是指统治者应主动重视“士”的社会地位,创造条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作用。王船山认为,不应把希望寄托在“士”的“自贵”上,而应采取正确的方针使得“士贵”。而这一正确的方针应该是“贵士”、“养士”而不是“治士”。“古之王者,闻其养士也,未闻其治士也”(注:《宋论》。)。所谓“养士”,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士”采取“扶进而导之以兴”的方针,在方法上则主要是:①兴办各种学校,为“士”提供受教育的场所,并为他们日后登进作准备。“学校者,国之教也,士之所步趋而进退也。”(注:《黄书·原极》,《黄书·宰制》,《黄书·大正》。)②在州县一级广设官位,为“士”的登进提供更多的途径和机会,以期能达到“育人材以体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注:《宋论》。)的目的。所以,王船山很不赞成历史上的“省官”措施,认为它只对当下节约行政费用、减轻人民负担有利而对培养和擢举贤才、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来说却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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