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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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二十年中，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特别是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呈现出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单维转向多维，从封闭转向开放，从情绪化走向法理化等一系列特征。一体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的客观进程正在悄悄地进行——尽管这一进程刚刚起步。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政治文化也进入了一个变迁过程。由于政治文化是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是其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也影响着政治行为的方式和结果。脱离了一定政治文化，与之相应的政治系统、政治体制就很难正常运行，所以研究这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变迁作一大体梳理与评析。 

　　一、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第一、从上层政治文化方面讲，在改革开放前绝对一元化政治文化结构中，被曲解了的毛泽东政治思想与理论（其凝聚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政治文化的唯一圭臬，在整个政治文化体系中拥有绝对至上不容置疑的地位，成为对内凝聚、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扼杀内部“异端”政治文化，对外抗御外国异质政治文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根据。亚政治文化的层次性不明显，并且为主导政治文化所同化。 

　　主导政治文化对内外异质政治文化表现出极端的傲慢与偏见乃至敌视。面对政治文化的这种实际状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要求党内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群众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1］（p143）因为，破除原有封闭性政治文化是一个根本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此后的二十年中，中共的政治方略经历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最终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的治国方针的过程。这种进程虽远没有完成，但一定会进行下去。我们不难看出，隐匿在这种政治方略变化背后的是上层主导政治文化的变迁。实际上，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有借鉴西方法理型政治文化的因素。1992年7月，乔石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说：“资本主义的法制搞了几百年，其中也有可借鉴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利用。［3］ 

　　政治体制如公务员制度、完善人大制度和监督制度等各方面的改革，也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制衡等原则；前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上层政治文化实际上已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一面。 

　　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说：“我们要学习所有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4］这都表明上层政治文化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主导政治文化走向开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主导政治文化控制范围由全能转向有限。原来的政治文化泛化是泛政治化与泛道德化的，强制地控制着乃至代替了大众文化。 

　　改革开放后，主导政治文化开始放松对大众文化的控制。从80年代初关于流行歌曲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矛盾与争执。但“春水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强制性的政治文化已不可能继续控制本来不该它控制的领域了。 

　　第二、从大众政治文化层面看，改革开往二十年来，尽管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大众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意识等政治文化诸方面从整体上讲，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基层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冲击、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等因素使普通民众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的政治主体意识苏醒，封闭的大众政治文化开始主动向上层政治文化传输信息，与之进行双向交流。还有，二十年来，西方政治文化以各种方式涌进国门，给大众政治文化吹进了阵阵清凉的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原有的封闭型政治文化，促使其走向开放。 

　　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对比而言，其开放程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经济、文化、政治。包括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形态相比，政治文化的政治性比文化性更强烈）在内的政治领域对外的开放程度远不如经济领域。与大众政治文化相比，主导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不如后者大些。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　中国精英政治体制使得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引起政治文化的紊乱，进而导致政治社会动乱。从这方面说，主导政治文化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中采取审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②　政治上层领导从现实政治进程来考虑问题，将政治社会的稳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有的知识者则多从政治理想价值的角度进行考虑，多带有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 

　　③　政治文化要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二十年来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是不争的实事，这成为主导政治文化转型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 

　　二、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 

　　在过去的二十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政治现代化的努力与对政治民主化所必须的“理性化”过程的拒绝相并行，构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展开的。 

　　80年代的调查表明，中国公民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5］但在80年代，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某些知识精英，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从理性化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政治民主、自由、人权及其中国具体的实际国情，就盲目地把抽象形态的政治民主等理论概念作为一种济世良方用来医治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痼疾了。 

　　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的情绪化主要表现为情绪化的“左”的教条和西化的教条以及民族主义。 

　　“左”的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凡是”及其残余意识上。它以宁“左”勿右的激进面目出现，容易激荡起人们心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尽管现实已证明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方向，但它使改革步伐停滞等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改革开放前长期的文化专制、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官僚腐败的泛滥、中西政治文化强烈的反差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与焦虑感、西方政治文化的示范效应引起的简单的仿效思维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就便得改革初期阶段，支配人们作出政治选择的主流思想与心态特征，不可避免地情绪化，具有激进性、和浪漫性。［6］ 

　　这种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即自由化，表现在：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文化与制度模式，以之完全替代中国现存的政治文化与制度，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这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间的几次学潮与罢工，与其说是理性化的政治参与，倒不如说是一次社会政治潜伏情绪的无奈释放和爆发，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其情绪化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并没有摆脱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只不过走向另一极端罢了。它见之于行动时，导致的只能是对社会政治正常进程完全没有直接效用的自伤性破坏以及由此决定的反动性结果。 

　　民族主义是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又一特色。民族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于情绪而非理性。90年代前期的《中国可以说不》丛书创作比较粗糙，却十分畅销，这表明潜在于普通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巨大的。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后，中国民众自发性反美反霸游行示威则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的典型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从西化式的全面“走向蓝色文明”到《中国可以说不》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其间是有着某种“一体两面”的情绪连续性，其共通之处就是缺乏理性认知与判断。 

　　进入90年代，以上几种具有激进性、浪漫性和情绪化了的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导控、市场经济的消解、世俗文化的冲击等原因，而逐步理性化。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确立，邓小平理论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旗帜，对电影剧本《苦恋》的理性批判表明情绪化的“左”倾教条走向式微。 

　　其二，理性、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政治意识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政治道德范畴，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已经逐渐从改革初期的浪漫亢奋状态中摆脱出来，趋向于现实、冷静。［7］全盘西化式的政治情绪已没有市场，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出现分野。 

　　自由化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只是基于一种情绪化的看法，这与自由主义渐进、多元化的宽容（当然这种宽容必须是多元中每元之间的相互宽容）基本精神是相矛盾的。这种激进的情绪外化为实际政治行动，只能是没有任何直接政治后果的，从而背离了自由主义政治精神内核。 

　　自由化者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在。当然，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体系，自由主义也一种西方舶来品，它能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还是个未知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一种自由主义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又是危险的”。［8］ 

　　因为，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一个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而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关联的个人根本就没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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