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石钟山记》赏析

《石钟山记》赏析

　　历来的评论家论此文皆跳不出石钟山这个框框，认为苏轼真的在探求石钟山得名的真正原因。其实，作者是借石钟山来表达一种不平之情。

　　苏轼作文是不拘泥于史实的。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文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大家知道《石钟山记》写于苏轼从黄州移官汝州期间，从黄州到汝州，本不必经过石钟山，但苏轼以送儿子为借口，专程来到石钟山，因为他心中有所郁结，想到石钟山来消解。苏轼是反对新法的，被御史李定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抓住苏轼的几首小诗，捕风捉影，胡编乱造，给苏轼安上一个“讽刺新法”的罪名，多次上表弹劾苏轼。于是，苏轼被捕入狱，受审四十多天，家也被抄。好在宋神宗不想杀苏轼，加上他人的多方营救，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贬官黄州，对苏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思想变得深刻了，文学创作由此进入高峰期。《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皆作于此时。《石钟山记》就是他这个时期心灵轨迹的一个展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表面看是对随从李渤的嘲笑，实际上是对以李定为代表的欲置苏轼于死地的迫害狂们的诘责。在苏轼看来，所谓的写诗讽刺新法，纯属主观臆断，仅仅根据二首小诗，就断定一个忠于朝廷的臣子有叛逆行为，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吧。这与“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有什么区别呢?

　　令读者佩服的是，苏轼写《石钟山记》目的不是申冤，而是嘲笑陋者，他蔑视李定那班小人。苏轼是非常旷达的，也是不屈不挠的，正如他在《定风波》所表达的那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有苏轼这样心胸的人是不多的，这就是苏轼的魅力。曾涤生说：“石钟山之片石寸草，诸将士皆能辨识。上钟岩与下钟岩皆有洞，可客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乃知钟山以形容之，非以声音之，道元、子瞻皆失事实也。”（《求阙斋读书录》卷九）此乃胶柱鼓瑟的迂腐之论。苏轼写《石钟山记》难道是为了考古吗?他是一个聪明的文人，一代奇才，自有自己的表达情绪的方式。不知此，不能读懂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