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百年来这份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的名单来看,我还觉得,二战之后的评选比二战之前评得更好。他们确实选择了一群世界公认的杰出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的大思路,确实体现了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1949年,福克纳在获奖的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室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瑞典文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和评价准则。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
近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所授予的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争议。很难找到全世界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甚至很难找到瑞典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据说,在头25年里,只有1925年的获奖者萧伯纳被瑞典的舆论共同接受。萧伯纳之外,即使瑞典本国的作家,也不可能被瑞典完全认同,例如,1974年,两名瑞典作家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和哈瑞·埃德蒙·马丁松共同得奖,就遭到瑞典舆论的攻击,认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奖。马丁松是瑞典的文学大师,他获奖后却遭到自己的同胞如此苛求,心情非常不好,得奖四年后便去世了。在我听闻的范围内,常被非议的是邱吉尔和赛珍珠。有人说,邱吉尔的得奖是政治需要,但是,就在邱吉尔得奖30年后的1983年,另一位英国的获奖作家威廉·戈尔丁(其代表作《蝇王》是英美大中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却在获奖演说中特别郑重地礼赞邱吉尔。他说:"......我们不能忘了邱吉尔,尽管评论家们百般挑剔,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获奖不是由于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事作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了一个时期的。"他最后甚至这样衷心感叹:"我觉得我该走下这个讲坛了。邱吉尔、朱丽安娜,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士比亚了,这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呵!"我不隐讳自己对戈尔丁的礼赞产生共鸣,这不仅在于我曾被邱吉尔的二战演讲录所蕴含的深广诗意所打动,而且觉得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当屈从于教科书上的狭窄定义,像邱吉尔这样富有大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且是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我对赛珍珠也有好感。她的本名是珀尔·塞登斯特里克· 布克(1892?1973),赛珍珠是她起的中文名字。她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中国,直到35岁时才离开中国,她不仅从小就读过中国经书,而且很爱中国并努力了解中国,因此,在她的心灵中,一直把中国当作她的第二祖国。1938年她在获奖演说中说:"尽管我是以完全非官方的身分,我也要为中国人在这里说话,因为不这样我就不忠实于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心灵上,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国--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份对自由的热爱。"赛珍珠获奖时仅46岁,属于最年轻的获奖作家(后来获奖的布罗斯基常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作家,其实获奖时已47岁)。赛珍珠写作非常勤奋,一生共著85部作品,主要是小说,还有传记、散文、政论、儿童文学等。瑞典文在给予她的"获奖辞"中特别指出她的作品恰恰符合诺贝尔的理想原则。祝辞这样写道: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理想。
我虽未阅读赛珍珠的全部作品,但仅仅从她的代表作《大地》(1932)和《母亲》就不能不被她所展示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命运所感染,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命运,其双重奴隶的悲剧可说是被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在她笔下中国妇女生活在双重黑暗的夹缝中:一重是过去的黑暗--过去那种不把妇女当作人的传统观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来的黑暗,等在妇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厌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作家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描写,似乎没有超过赛珍珠的。因此,以赛珍珠为例来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妥当。当然赛珍珠是很难与福克纳、海明威等真正一流的作家媲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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