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文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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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及其特征 

　　国际政治文化又是如何超越国界得以形成的呢？根据政治文化的理论，政治文化的养成过程即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那么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有没有像一个国家内部那样普遍存在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呢？ 

　　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我们对国际政治社会化[23]一词感到新鲜，但它无疑已经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了。国际政治社会化指国际政治主体获得政治文化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各种政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像那些限于一国内部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一样，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一般政治文化培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社会化，从这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全球政治社会化。然而，问题的外延并不简单。国际政治社会化在主体、客体、途径、方式、过程、功能等各方面均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相异，这使得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意义。 

　　如果说全球化在不断发展中亦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24]恐怕是它最好的注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实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它具备了一定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主体上，被动社会化与主动社会化并存 
　　与一般政治社会化以公民等国内主体为核心不同，国际政治社会化以国家、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政治主体为核心。主体上的区别使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了完全不同于一般政治社会化主体的特征。一方面，由于国家、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政治主体只是一种拟人化的存在，其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将会从根本上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政治社会化主体是那些完全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在无政府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在实践中，主权国家总会由于追求更大的利益而让渡部分主权，这使得通过某种方式的干预、诱导而推动主体被动地进行社会化也是可能的。 

　　作为一个特殊的过程，罗尔斯在其新作《万民法》一书中提及了国际范围内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罗尔斯认为，万民法的过程即“引导自由社会与合宜社会的人民[25]，甘愿接受正义的万民法所体现的法律准则，并按此一准则行事。”[26]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一过程即我们这里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 

　　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中，主体的主动社会化与被动社会化同时存在。那些具有强势文化的民族会在政治文化的养成过程中更具主动性；而那些文化上的弱势民族常常是被迫接受改变而表现出被动性。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手段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干预、经济上的引诱、军事上的控制，利用这些手段，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常常会主观地将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那些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从而出现被动的社会化。这常常会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并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被动地接受。 

　　拉丁美洲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弱势文化使得它更容易接受西方价值。在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塑造了这些国家与西方一致的政治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有的学者甚至视拉丁美文化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27]这种主体政治文化的塑造不但有着被动的性质，还有着主动的成份，成为一种具有指导性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与之相反，像伊斯兰这样的强势文化就很难在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的认同。在西方国家步步紧逼的强大的政治社会化压力下，伊斯兰国家非但没有形成对西方价值的认同，反而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剧烈冲突。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弱势文化的被迫社会化。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弱势国家在让出自己国内市场的同时也面临着对文化结构调整主动性的挑战。弱势文化无情地遭受改变的同时被整合进一种陌生的体系，忍受着孤独和冷落，与西方文化强势扩张而形成的救世主心态形成对照，成为畸形发展的帝国主义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2.在客体上，以普世主义推行西方价值 
　　从客体上看，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客体依然是政治文化。但是，由于其范围越出了一国的范围，因此，客体的内容将是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享廷顿划分的六种文明[28]概略地描述了全球政治文化可能存在的几种样式。事实上，由于各种文明内部的政治文化又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同，全球政治社会化的客体内容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完全超出了一般性政治社会化客体内容。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在客体内容上表现为以普世主义推行西方价值。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未来要做的六件事时，指出，“全球化的确需要有一些最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规则的相同性。”[29]这从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提出一种普世主义的视角。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主义在西方有着牢固的思想基础。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古罗马的万民法到近代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隐含了一条普世伦理的主线。与这条主线一脉相承的，如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建议”等等不一而足，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国际政治的现实，成为当代新自由主义文化的传统因子。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大师罗尔斯在区分了自由人民的公共理性和民族社会的公共理性后，却并没有看到这两种理性之间的巨大差异，认为其作用“颇多相似”。[30]类似这样的叙述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世界的普世主义情节，普世主义本身就体现了西方价值。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普世主义再一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全球化的极力鼓吹者的新自由主义在民主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普遍主义和社会向善主义的角色。在全球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普世主义”成为西方社会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31] 

　　经济全球化势不可当的力量在不断向外扩张的同时模塑了一种同质的“消费主义模式”，以一种普世主义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出现在全球政治文化领域。那些文化上的强势国家凭借经济整合的外部力量，剥去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压迫多样性文化的生存空间，以确立文化的普世性为借口寻求引导世界文化潮流。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总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扩张的意志。 

　　西方式的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的传播使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一物质形态的背后可能会隐藏了一种普世文明。然而，夸大了的想象并不能代表现实。正像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 mac）（‘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32] 

　　普世主义常同现代化相联系，其背后的实质是“西化”。然而，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取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33]当今世界更多现代化、更少西方化的事实也正预示了普世主义这一影响的逐渐削弱。 

　　3.在方式上，以间接为主 
　　我们仍然可以将全球政治社会化在方式上区分为直接的政治社会化和间接的政治社会化两种。但是，受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影响，间接的政治社会化至少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主要的作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概念、价值、规范等内容将会通过转移的方式而在国际政治体的政治心理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 

　　新自由主义试图将一些新词汇融入人们的话语之中，从而实现政治文化模式上的转变。由于可替换性[34]的影响，西方国家总会倾向于将其在经济领域内的权力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里。这种努力表现在政治文化上，就是将经济领域里一些价值、规范等移植入政治文化领域。正像亨廷顿指出的那样，西方社会正在、并将继续试图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以代替过时的“自由世界”叫法，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35]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确实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些含混的新词汇，如“全球化”、“新经济”、“后现代”、“零容忍”、“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灵活性”等等。随着全球新话语的传播，那些诸如“资本主义”、“不平等”、“阶级”、“剥削”、“统治”等具有实在内涵的传统概念则被一些人以过时和落伍为借口束之高阁。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成功地避免了一些传统的、让人不愉快字眼，而将一些更为灵活的词汇加进了人们思考的词汇表。赵刚在《文化研究月报》20**年第10期发表文章《反全球化该召唤出什么样的知识与政治──“慢社会学”的一个初步勾勒》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里的语言烟幕和各种雅称进行了威廉斯式的关于关键词的研究。例如以自由代替市场至上，不准干预；以弹性代替随时听命加班，多找几个零碎工作，没有退休金；将高科技的工厂称作校园；将加班没加班费的人称为专业经理人员；把五个人的工作、四个人的薪水、由三个人来做的“五四三”经营称为“企业瘦身”。 

　　在叙事模式上，与西方后现代理论对大叙事的解构相反，新自由主义独创了“新的跨国大叙事”，并将其加入了人们的语法体系。这为以西方为标准的制度转化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全球化。 

　　4.在途径上，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场所， 
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它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在传播途径上具有格外的特殊性。从理论上讲，只要有国际政治主体活动的地方就有可能形成国际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从已经完成的全球化实践来看，经济全球化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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