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文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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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社会化中推行的自由理念相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发展一种平等的政治理念。事实上，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它们在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中的成员身份。在那些以一国一票为原则基础的组织中，发展中家总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击败发达国家的某些企图。努力建设一种以主权平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将会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全球化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 

　　正像著名的学者克勒斯勒指出的那样，体现了主权平等原则的联合国成为第三世界的讲坛。[43]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领域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初期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某些类似特征。穷人在声嘶力竭地追求平等，而富人则辞严义正地主张自由；穷人在为每人一张的选票而摇旗呐喊，富人则唯恐民主太多。同样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在长达两个世纪的不断斗争中，穷人争得了普选权，富人则退回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上去。事实上，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第三世界重又面临了这样一个选择，为自己争取一份平等的普选权成为别无选择后的选择。 

　　以上几点仅仅是可能存在的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出发，我们可以将国际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互动发展的部分。如果说物质形态的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是经济基础的话，那么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则成为国际社会的上层建筑。对它的变化所做的任何预测同那些有形的物质形态的全球化进程比起来都显得过于苍白。我们将拭目以待，一个更开放的世界不但会为我们带来丰裕的物质，还有美丽的诗篇。 


[①]所得数据根据世界著名搜索引擎google的统计资料。 

[②]本文所列数字来源于david potter(ed.),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press, 1997, p.38.其中包括了自由民主国家和半民主国家。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页。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8页。 

[⑦]居伊·埃尔梅：导论：民主的时代？载《民主的再思考》（赵宝骅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8页。 

[⑨] [美]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南欧民主化的成功故事》，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6页。 

[⑩]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例举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举凡提到民主的，无不冠以名头：诸如古典民主；自由的民主；直接民主；保护型民主；合法型民主；竞争的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等等，不一而足。它传递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民主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国情来看都不存在统一的模式。 

[11]即由托克维尔、熊彼特到享廷顿、达尔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民主的定义，其焦点集中于从制度上定义民主。 

[12]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亨廷顿阐释了这一点。他将这部书定位为“一部解释性的专著”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事实上，整个政治发展理论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几乎每一次关于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推测均落空，亨廷顿本人也陷于从权威的马基雅弗利到民主的马基雅弗利的双重角色替换。另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1页。 

[13]事实上，民主化的研究者并不满意这一定义，将其称为“底线定义”。拉里·戴尔蒙德在《第三波过去了吗？》一文中指出，“当代民主的底线定义，即我这里所称的选举民主，是与自由民主相对应的。”[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2页。然而，将这两个概念进行这种牵强的比附并不能说明西方式的民主已经最终意义上取得胜利。 

[14] [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4页。 

[15]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页。 

[16]马克·普拉特纳，《自由主义与民主：二者缺一不可》，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17]马克·普拉特纳，《自由主义与民主：二者缺一不可》，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18]具体的数字图表参见[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2页。 

[19] [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8-409页。 

[20]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1] [英]罗宾·科恩 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年版，第49页。 

[22]在1956年《政治学杂志》上，阿尔蒙德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首次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来界定某一民族和社会对于某一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其后，这一方法很快成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个主要方法。但对这一概念的应用始终没有超出民族或是国家的范围。国际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及其研究并未引起注意。 

[23]就本人所查的资料来看，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并无任何中文资料可供利用，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对于此概念的科学定义更无从谈起。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刘中民博士以“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为题发表了一篇论文，但是文中“国际政治社会化”所指内容并非政治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而是突出了国际政治“所呈现出的以一定的物质经济关系为枢纽，以共同的利益目标为导向的竞争共处、依存互动的新趋势。” 其重点落在社会化，并非本文提出的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在政治学领域里，政治社会化有着特定的含义。它主要指社会主体政治文化的获得过程。参见刘中民：《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第21页。 

[24]在这里，我们采取国际经济学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这种以自由市场和民主为主要核心理论新自由主义也有人称之为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或是保守自由主义。 

[25]作者在译文中多处用人民代替民族原文作peoples，有时的翻译似有牵强，请参照原文。 

[26] [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 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年版，第47页。 

[2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年版，第30页。 

[28]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当代的文明列举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文明。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年版，第29-32页。 

[29]施密特：在未来30年，我们要做六件事，载《中国科技信息》20**年６月号，第14页。 

[30] [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 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年版，第59页。 

[3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年版，第56页。 

[3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年版，第45页。 

[33]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年版，第70页。 

[34]美国学者鲍德温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可替换性是指在一某一事务领域中的能力，可以应用到另一事务领域。”[美]大卫·a·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 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年版，第21页。 

[35]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 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年版，第200页。 

[36] [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 季海宏 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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