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文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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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时，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美国的一个秘密武器。乔姆斯基认为，美国正在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出口其价值观念。[36]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确实成为美国迫使那些正在寻求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就范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新自由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中，从经济上的自由化到政治上民主化、文化上的普世主义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力量的盘根错节是不可避免的。正像第三世界国家所深恶痛绝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在输出自由市场理论的同时，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文化上的西化成了巨大经济诱惑的“配额”。为了实现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私有化的发展道路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附带在以资本输出、贸易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之中就不可避免。 

　　经济上优势，直接决定了文化先在性的压迫方式及其权力体系的形成；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权力的规模和制度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体现出对于经济强势的倚重。 

　　5.在功能上，冲击了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 
在功能上，国际政治社会化同一般的政治社会化一样，只不过由于主体的不同，其功能发生的对象也有所不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社会化担负着赋予全球化时代中国际政治主体以特定的政治人格，促进不同政治文化体系的交流和融合等诸多功能。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引发的主权国家在政治文化上的变化从总体上来说是较为显著的。一方面表现在西方国家以主动社会化的方式进一步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全方位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文化嬗变引人注目。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值得人记取。即使那些认同了西方价值的国家在转型期所经历的痛苦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在最初阶段，由于西方政治文化的入侵，一些政治文化上的弱势国家纷纷面临了一次认同危机，引发的制度与文化上的冲突成为战后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失败的根源之一。而在那些无法同西方价值达成认同的国家和民族中，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先是以理论界的觉醒为标志，不但在东方，而且一些西方学者如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迪厄、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麦克斯切尼等人，成为反新自由主义的斗士。在实践层次，民主化的浪潮停留于制度层次，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政治文化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认同。它使民主形态进一步分化，不但非西方民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制度模式，而且，西方国家内部也面临着进一步的整合。 

　　三、国际政治文化的趋向性分析 

　　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相伴生的，正是反新自由主义的浪潮。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力的逐渐削弱，这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正在事实上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化模式。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舵手，而只是这一惊涛骇浪中的一页扁舟。国家作为主体所经历的也决不仅是经济上的市场化，而同时亦是政治上民主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那些以优势地位加入全球化的国家经历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稳定，文化上的融合；而那些弱势国家则在全球化过程中饱受经济上萧条、政治上动荡、文化上迷惘。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就是受挫心理的一种反应。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得出弱势文化只能在这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消亡。事实上，除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球政治社会化外，发展中国家在不断的探索中也提供了一些成功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同一些伊斯兰文化的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相比，新加坡在亚洲价值系统上建立的现代化社会对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提出的挑战更为坚强。包含了多种政治价值的政治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一种坚强的韧性。在儒家的文化圈里，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在建立民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为制度化的民主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粘合剂。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以亚洲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从根本上讲，经济全球化并不要求政治文化的同化，不同政治文化之间成功地进行经济交往的案例比比皆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缺乏真正的基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指腹为婚不但再一次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添加一个佐证，而且演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拉郎配”。 

　　随着全球政治社会化进程的深入，全球范围内可能会形成一种新政治文化模式。尽管这一模式还只是处于胚胎之中，我们还是能够透过对一些表层现象的观察对这一发展的态势做一简单的描述。 

　　1.多元文化 
　　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对外政策的双重性行为与普世主义原则的两面性。这不但体现在新自由主义对于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着的不民主现象的放任态度，而且体现在对那些亲西方的非西方国家的纵容。亨廷顿在提到政治全球化中的双重标准时，也承认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双重标准，他罗列了一系列明显的事实。“民主需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37]这种双重性使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中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和置疑。 

　　人们看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并没有将西方的人权、自由、个人主义等一系列被称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反而摧生了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在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后，新兴的民主化国家却在保留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申明了价值上的独立。可以说，多元文化在文化“同化”、“西化”的洪水峰头筑起了一道“安全堤”。 

　　由于儒家文化所特有的多元包容性，在“和而不同”的指导下，儒家文化可能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新模式的产生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像儒家处理不同主体关系的“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情境下可能会更具亲和力。杜维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的“添加价值”（added value）的概念，为总体性地考虑文化提供了思路。 

　　2.以国家为核心的集体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其对集体性行动的否认并不适用于仍然需要政府干预以发展经济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它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拟化为个人与个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国际政治以国家或政治组织等为单位进行集体化行动的重要事实。 

　　与之相反，新的国际政治文化有可能形成一种以国家为核心的集体主义内涵。一方面，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更加将自己作为整体来考虑问题，为摆脱跨国公司对国家侵蚀提供了思路；另一方面，国家间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主义，集体地行动，以打击霸权主义。 

　　儒家文化在对待不同民族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可能会对这种国际政治社会化有所裨益，而对国际政治文化的形成有所贡献。 

　　研究南北问题的著名学者克莱斯勒博士将形成统一的价值体系的能力视为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地改变国际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量。[38]这一点为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的国际政治实践所证实。那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致而完整的意见，它们更容易协调立场，采取共同行动，在同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在这样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国家间的集体主义政治文化。在《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作者亦提出了欧洲各国“携手并进”的设想[39]，试图以欧洲为遏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主力。 

　　3.民主文化与文化民主 

　　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实际上要推行的是美国那种被乔姆斯基称之为“头脚倒置”的民主。[40]以美国为“楷模”的这种民主实际上就是“民主和自由市场”，其实质是“保护富裕的少数人的利益不受贫穷的多数人的侵犯’。”[41]在国际领域里，这种民主的所映射的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少数大国掌握着国际政治的主动权，而多数弱小国家则丧失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剥夺了发言的权力。与这种国际政治领域里的“自由民主”相比，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民主文化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然而，大国地位及角色转换将是这种政治文化养成性的最大困难。 

　　在文化上，一种文化民主更容易得到认同。揭穿普世主义的文化幻想，呼吁全球文化的民主化，以对抗全球文化上的少数独霸现象正是非西方国家孜孜以求的。对于全球政治的民主化进程，需要讨论的是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是共识。那种建立在否定了决策自由基础之上的共识被证明只能是一种暂时的、脆弱的共识，无法为民主化的持久负责。 

　　4.以平等为核心构建全球政治文化 

　　由于奉行自由民主的原则，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对平等的损害。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性内涵是自由价值的全球化，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第三世界强烈要求的国际社会的平等。在第五届世界宪法大会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私有化与自由主义价值盛行的趋势虽然强化了整个国际社会对一些基本人权的保障，但是，由此带来的对平等价值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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