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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点拨：指1926年。“三·一八”发生时，鲁迅正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他当即在这篇文章的后部分，同样大书“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并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作者对“中华民国”一向是嗤之以鼻的。如1925年在《忽然想到》中说：“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在作者看来，所谓“中华民国”早已经不是人民的政府，而是屠杀人民的机器，所谓执政府总统，完全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作者在文章开篇写“中华氏国”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我们要注意从这庄重严肃的文笔中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段祺瑞执政府：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失败，奉系军阀推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1864～1936)，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几度把持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1926年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 ]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杨德群：湖南省湘阴县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遇害时年仅24岁 ]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点拨：3月24日早晨，作者得到刘、杨的遗体已经从医院运回学校的消息，便立即到礼堂去看烈士的遗容。从学校回来后，作者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病倒了。3月25日，作者冒着被段政府通缉的危险，出席了追悼会。会上，人们激昂愤慨的情绪和不时夹杂的一阵阵低低的啜泣声，使鲁迅压抑不住心头的悲愤和激动，便走出会场，独自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程君：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莽原》：鲁迅编辑的一种文艺刊物 ]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点拨：第一次“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对这样一位热情地渴求革命真理的青年，对这样一位与作者有着师生之谊、读编之情的人，当然有必要写文章来加以记念。这就预示了文章的内容之一──悲痛的悼念。感情的基调显而易见是悲痛。“也”字针对程君的请求而言，说明写作此文，不仅仅是因为程君的请求，更主要的是出自“我”本身的意愿，动机远非限于“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而是由于鲁迅和和珍的关系。对于她的死，鲁迅感到特别悲痛，所以写文是必要的。]，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长歌当哭：用写文章来代替哭泣。长歌，引吭高歌，这里指写文章。当(dàng)，当作。 ]，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阴险的论调：指陈西滢等人污蔑遇害的爱国学生的言论 ]，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点拨：“它们”指反动派及其走狗文人。“就将这”的“这”指“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抒写了作者极度悲愤，与反动派势不两立的鲜明立场。本句包含三层意思：①表示将要更深入地体会这浓黑的“非人间”;②因为不能用更好的方法记念烈士而感到深深的歉疚;③警告非人间的魑魅魍魉，不要因肆无忌惮的杀人而高兴得过早，血债一定要偿还。]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点拨：“真的猛士”指真正勇猛的革命战士。“直面”中的“面”是动词，面对的意思;“正视”，正眼看，不回避。“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指反动政府制造凶杀的黑暗现实。“哀痛者”、“幸福者”分别为“以……为哀痛”的人和“以……为幸福”的人。“哀痛者”和“幸福者”都是指刘和珍等革命青年。她们在黑暗面前不逃避，在屠杀面前不退缩，她们深知社会的黑暗和民族的苦难有多深重，所以她们的“哀痛”超过常人;但她们又坚信黑暗终将过去，并正在为光明的到来而奋斗，所以又是“幸福者”。这两句话的含义是：真正的革命者，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惨淡前途和人民的悲惨命运感到哀痛，他们又为改变黑暗现实、以勇往直前奋斗献身为最大的幸福。这里，“猛士”性格正是作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也确实以猛士的姿态“敢于直面”“敢于正视”。]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点拨：“庸人”，平庸之人，平平常常无所作为的人。这种人对反动派的暴行有所不满，对烈士的死难有所哀痛，但是他们不感“直面……正视……”他们特别容易忘却“旧迹”，忘却历史的教训，他们不思反抗，苟且偷生，在客观上起着“维持……世界”的作用。]，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点拨：第二次“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紧接在“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之后，“这样的世上”是“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的“似人非人的世界”，是既有“猛士”又多“庸人”的世界，是“造化”易于使人“暂得偷生”的世界。为了促醒“庸人”，使不知“何时是一个尽头”的世界早日到它的“尽头”，这就正有写“一点东西”来揭露暴行，揭露“流言”的必要。这就预示了文章的内容之二──愤怒的揭露。感情的基调是愤怒。“也”字既针对文章内容之一，也针对反动文人的文章而言。]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点拨：第三次“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惨案才过去两个星期，而“忘却的救主”则快要降临了。烈士的鲜血就这样白流了吗?敌人欠下的血债就不讨还了吗?因此有必要写“一点东西”，提醒人们，也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烈士的鲜血，要总结教训，为了“更奋然而前行”。这就预示了文章内容之三──沉痛的总结。感情的基调是深沉。“正”是恰到时候的意思。]
[第一层：(1～2部分)主要写纪念的目的。第一部分写鲁迅先生参加追悼会，程君希望作者为刘和珍君写些什么。此时，烈士的鲜血，社会的黑暗使鲁迅极度愤怒，从而使鲁迅认为有理由要写作。极度愤怒的鲁迅也认识到，有必要通过写作来唤醒民众，这是第二部分的内容，也是写作的必要。 ]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云者：助词，表示提顿，引起下文 ]，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杨荫榆女士：江苏无锡人，1924年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依附北洋军阀势力，迫害进步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后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寇杀害 ]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刘百昭：时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广有羽翼：到处都有帮凶。羽翼，鸟的翅膀，这里指帮凶 ]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桀骜(jié ào)：形容性情倔强。骜，不服从]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偏安：原指封建王朝失去中原而苟安于仅存的部份领土，这里指刘和珍等爱国青年被迫离开原地，暂居宗帽胡同)于宗帽胡同，赁[赁，租借 ]屋授课之后，[点拨：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1925年9月21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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