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教版语文高一年级《获得教养的途径》教学设计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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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得教养的途径》

黑塞自传

我于1877年生于黑森林的卡尔夫市。父亲是德国人,生于波罗的海岸边的爱沙尼亚。母亲出生在一个施瓦本地区的家庭,是法籍瑞士人。祖父是医生,外祖父是传教士、研究印度的专家。父亲也曾一度在印度当过传教士,母亲年轻时在印度住过几年,从事传教工作。

我童年时代是在卡尔夫市度过的,中间曾去巴塞尔住过几年(1880——1886)。我们一家人是由几个不同国籍的人组成的,现在又加上我成长的经历：我成长在两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中,他们各自操着不同的方言。

我大部分的学校生活是在符腾堡的寄宿学校度过的,有一段时间在莫尔布隆修道院的神学院读书。我是优等生,拉丁文学得不错,但希腊文成绩一般。我不是个唯命是从的孩子。我好不容易才适应那个虔信的教育机构,那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压制和扼杀人的个性。从十二岁时起,我就想当诗人,但苦于找不到正常的或者说是正式的道路。我离开了神学院和中等学校,跟一名技工当学徒。十九岁时,在图平根和巴塞尔的书店和古玩店工作。1899年底,我发表了篇幅不大的诗集,接下来又发表了一些小部头的著作,都没有引起注意。直到1904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一举成功。本书写于巴塞尔,在瑞士出版。我放弃了卖书的工作,和一个巴塞尔女子结了婚,生了几个儿子,迁居乡下。那时乡村生活远离城市和文明,正合我的心意。自此,我一直乡居度日。先在康斯坦茨湖畔的海因霍芬,住到1912年;后又迁居伯尔尼郊外；最后迁居现在的住处:卢加诺附近的蒙塔格诺拉。

我于1912年定居瑞士以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越来越陷入了与德国民族主义冲突的境地。自从我率先向大规模的鼓动和暴力发表一些审慎的、表示抗议的言论以来,不断地受到来自德国的攻击,辱骂信纷至沓来。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当局对我的仇恨达到了顶点。然而,我在年轻一代人中赢得了追随者,他们按照国际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我得到了罗曼·罗兰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逝世；我还得到了印度和日本人的同情,他们和我虽远隔千山万水,但思想一致。这样,德国官方对我的仇恨也就得到了补偿。希特勒倒台以后,我在德国又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但我的著作已部分被纳粹分子查禁,部分在战争中被毁掉,一直未在德国再版。

1923年,我放弃德国国籍,取得瑞士国籍。第一次婚姻破裂以后,我独居多年,后来又结了婚,我的好友在蒙塔格诺拉盖了一幢房子,供我居住。

1914年前,我一直爱好旅游。我常去意大利,有一次还到印度住了好几个月。从那以后,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旅游,十多年来,我从未离开过瑞士。

我是希特勒统治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在这十一年里,我一直工作,写成了《玻璃球游戏》(1943),这是部长篇小说,分两卷出版。完成了这部长篇以后,我患了眼疾,又因年迈,疾病日渐增多,不能从事较大部头的创作了。

在西方哲学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尼采；还有历史学家J·布克哈德对我也有影响。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不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对我的影响那样大。我和美术一直有不解之缘,但我更爱好音乐,并小有所获。我的作品里大都提到过音乐。我认为我最具特色的作品是《诗歌》(选集版,苏黎世,1942)；小说有《克努尔普》(1915)、《德米安》(1919)、《席特哈尔塔》(1922)、《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和歌尔蒙德》(1930)、《东方行》(1932)、《玻璃球游戏》(1943)。《回忆录》(1937,增订版,1962)里载有许多自传材料。我的政论文集最近已在苏黎世出版,书名《战争与和平》(1946)。

先生们,我这里写的只是个简略的提纲,希望它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写得更全面一些。　　　　 （摘自漓江出版社《荒原狼》附文）



1946年赫尔曼·黑塞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词：“……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们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见，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







人们已无数次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您最爱读什么书？”

　　对于一个爱好世界文学的人来说，这个问题颇难回答。我一生读过数万种书，有的读过不只一遍，有的读的遍数更多。我原则上反对将某些文学、流派或者作家排除于我的藏书之外，排除于我的关注或者讲我的兴趣之外。然而尽管如此，这个问题提得还是有理，在一定程度也是可以回答的。至于我，认真想想，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中，都会碰见一些更亲近和更喜爱的领域、时代及风格。

我一生中最常探访、了解大概也最深的世界文学的领域，是那个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无限遥远的，是的，甚至已经成为了传说的德国——1750年和1850年之间的德国；而歌德，就是这个德国的文学的中心和顶峰。在这个德国，我既不必担心会有所失望，也不存发现什么轰动事件的奢望。每一次去最古老的和最遥远的世界漫游之后，我总要回到这个德国，回到那些诗人、书信作者和传记家身边；他们全都是高尚的人道主义者，又几乎全带着大地的气息，民众的气息。特别令我感到亲切的自然是那样一些书：书中有我十分熟悉的风景、民俗和语言，有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习以为故乡的一切；在读这样的书时，我享受到了那种对最微妙的细节、最隐讳的暗示、最轻柔的韵味都能心领神会的特殊幸福。每当读完一本这样的书不得不再拿起其它书，例如再拿起一部译著或者一部缺少有机的、真正的、鲜活的语言和音乐的作品，我都会浑身一震，心里颇不是滋味儿。

　　然而，血统、故土、母语并非一切，在文学同样如此；超越这一切之上还有人类。常常既令我感到惊讶又令我感到幸福的是，在最遥远和最陌生之处也能发现故乡，对那些似乎最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也能产生热爱，并因之变得亲密起来。这种情况，在我的前半生可以用印度的精神文化，随后又可以用中国的精神文化为证。我之走向印度人，至少还有路可循，还有种种先天的原因：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到过印度，学会了印度的多种语言，多少受过印度精神的熏陶。可是，我在满了三十岁以后，还压根儿不曾料到，世界上还有着一种如此美妙的中国文学，还存在一种极富特性的中国人生观和人道精神，它们不仅为我所喜爱和珍视，甚而至于变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归宿和第二故乡。早先，除去《诗经》，我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可后来，未曾料到的事情就发生了，通过卫礼贤和其他一些人的翻译，我认识了一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我真不知该怎样活下去：那就是智与善的中国道家的理想。我对中文一字不识，也从未到过中国，却有幸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经典中找到了自己的种种预感的证识，找到了一种精神气氛和故乡，一种我只是从自己的出生和语言所造就的世界里才获得过的感觉。这些通过杰出的庄子之口，通过列子和孟轲之口讲述出来的中国贤者和智者，他们与上述那些风格悲壮的作家恰恰相反；他们惊人地朴素，既接近民众又接近日常生活，无拘无束，隐逸出世，快乐知足；他们的表达方式永远叫人感到惊讶和欣喜。孔夫子是老子伟大的对立面，是一位礼制家和道德家，是一位立法者和卫道士，是中国古代贤哲中唯一有着几分威仪的一位；但是，在某个场合他仍被说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欤！”由此而表现出了一种从容，一种幽默，一种质朴恬淡，在其它任何文学中我再找不出类似的例子。我现在经常想起他的这句话以及其它的一些语录，也包括在我观察世界形势和聆听某些近几年或几十年意欲统治世界、完善世界的人物的言论的时候。这些人行动有如伟人孔子，但在他们的行动背后却缺少“不可为”的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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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塞《我最爱读的书》　杨武能译《读书》杂志　1990年第12期）



与书为友

德国著名小说家黑塞以《论与书为友》为题，写过一篇短文。他以为，“就善读者而论，读一本书就是去了解一个素昧平生者的德性和思维方式，寻求与他相知，尽力赢他为友。”而当读者一旦与书交上了朋友，他就在与书发展、深化感情的同时，当然地提高读书的效益，自觉地改进读书的方法。看来黑塞是反对由名家规定书单的，他指出：“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慢慢地积累书籍，正如他为自己挑朋选友无二。”“纵使有益的指点和友好的引导使之可能，无论老幼，每人仍应在书国自辟蹊径。”他的短文扣紧一个“友”字，结尾充满感情：“谁读书如恋友，书中真旨就将自行显露，与己融为一体。他所读之得就不会飘逝而去，荡然无存，而是如挚友之所能，同他朝夕相处、相依为命，为他带来欢乐和慰安。”

（《以书为友》吴希义　 《读书》杂志　 1984年第10期）
2．《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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