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能力本位”构筑

“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页）是邓小平同志对政府建设的殷切期望。看一个政府是强还是弱，从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看这个政府的能力，而不是它的人员多寡。毫无疑问，中央政府的能力在近几年处理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在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上已反映得淋漓尽致，无可挑剔。省（市、自治区）、市（州）、县（市、区）、乡（镇）四级地方政府（含省、市、自治区的派出机构地区行署）的机构改革，无可非议地提到议事日程，具有全新的意义。然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较之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来说，无疑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困难得多。这种复杂、艰巨和困难的根由可能表现为多种形式，但历史的观念缘由和现实的思想障碍必然首当其中。如果把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仅仅看成机构的撤并和人员的精简，显然未能抓住改革的实质。一个对现在，尤其是对将来十分有益的重大课题——“能力本位”构筑，才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真正要义。
一、地方政府能力本位构筑对社会发展的联动影响
政府能力问题是世界发达国家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重视政府能力建设。在中国，过去人们普遍重视的是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数量，总喜欢多设或增设机构，人员配置上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实这是政府建设上的一大弊病，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能力太弱，不增加机构、不依靠人力就难以支撑日趋繁重的政府工作。通观世界各国政府，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机构很少超过20个，更何况地方政府。追根溯源不难发现，我们较少考虑政府能力，而较多注重数量，甚至主要看重权力。应该看到，追求质量优势已经成为经济竞争、军事角逐中的世界性潮流。政府能力构筑，揭示了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使政府建设逐步由数量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同时，政府“能力本位”构筑作为社会发展大趋势，对社会发展、对整个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能力本位”解放和发展人
生产力要素，无论是马克思的传统“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学说，还是邓小平的“四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以及理论界提出的“五要素”思想（“管理也是生产力”），都强调了人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说到底，就是解放和发展人。社会上曾经出现过所谓“关系就是生产力”、“关系就是财富”的邪说，试图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歧途，似乎只要有了“关系”，就可以发展生产，就能获得“财富”。殊不知，人是通过一种能力构成社会生产力，没有能力的人是不能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所以生产力水平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的愚昧和无知。他们没有能力改进生产工具，没有能力抵御各种灾害的侵袭。即使有一定能力，也会被“关系”、“权位”无情地扼杀。资本主义从它产生到现在不过300多年，然而发展却如此迅速，在一定意义上讲与它构筑的“能力社会”不无关系。
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改过去的贫穷和落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在于人民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象火山一样迸发，能力有了用武之地。50年代，一大批留学国外的科学家之所以回国，一方面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另方面也反映了解放后的中国为人们能力的施展提供了社会大舞台；80年代以后崛起的深圳等经济特区，靠的是人才，一些不被内地或边疆看中的人才，其能力在深圳等一片片热土上得到了充分地显现。可以这样说，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人的能力，一种显现人的知识、才能和创造力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终目标或最关注的重大问题，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怎样解放和发展人？我们通常的做法：一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二是强化教育，提高素质。坚持能力本位构筑，正是这两种做法的具体体现。同时又强调要开发人本身深处未曾使用过的各种潜力和能力，进而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和控制自然。人的解放和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人的聪明才智和能力的尽情展现。
2、“能力本位”支撑21世纪中国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遵循规律，社会就发展、就进步，反之则失败、倒退。“能力本位”既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又是社会前进的一大规律。回顾历史，支撑中国封建社会赖以存在2000多年的是“官本位”、“权本位”和“关系本位”；支撑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生存和发展的是“金钱本位”。当今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凭借什么，不是官、权、关系，也不是金钱，而主要是能力。尤其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必须摆脱原有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克思原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二者的有机结合。应该说，一个国家的生机来自创造性实践，一个政府的生机在于不断改革创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这种创造性的实践内涵，正是“能力本位”的再现。而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经济、能力经济。不具备一定的知识不行，不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更不行。
1989年，江泽民同志担任军委主席之后，对军队建设的要求很值得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沉思。他提出要坚持质量建军，走精兵之路。在他看来，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核心是一个“精”字；精，既是对量的要求，更是对质的追求。很显然，要达到质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能力，而不是其他。当代行政改革既源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又源于政府所处的国内环境的变化。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政府的压力越来越重，中国要在下个世纪强盛起来，必须靠“能力本位”支撑，而不是搞人海战术。只有如此，才可能出现强政府、好队伍、富国家。香港《亚洲周刊》10月18日载文认为，“在已经到来的资讯时代，十几亿中国人能不能变为庞大的经济资源，并不在于总体数量大小，而在于其中有多少高素质的头脑，能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头脑”。
3、“能力本位”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通常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不言而喻，硬环境主要依靠经济实力；软环境则更多的依靠教育或培育。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中，有一种东西在无形地操纵或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以“官本位”为核心的、由“官本位”派生的“权本位”，以及由“权本位”繁衍的“金钱本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给社会、给人们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方面它抑制人的现实能力、创造个性和主体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促使一些人凭借权力生存，借助金钱开路；另一方面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市场经济失去应有的公平与公正，由此而出现挤“官道”、争权力、捞金钱等社会不良风气。“能力本位”恰恰是医治社会不良风气的妙方，它提倡人只有依靠其努力和能力才能生存；人只有不断的努力和奋斗才能实现理想、抱负；人只有获得成功和追求社会成就才能为社会所认可。由此看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造就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权”、“钱”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社会的不平等，乃至社会的扭曲；能力本位鼓励的是积极向上、追求知识、培育能力、奋力进取的时代精神。江泽民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发出的“科技强军”、“质量建设”号令，是“能力本位”在军队建设中的典型体现。十年来，军队现代化建设高扬这一主旋律，使三军将士的军事素质发生了质的飞跃：我军一线飞行员全部具有大学学历，海军一线舰长百分之百毕业于专业院校，战略导弹部队的技术军官几乎都是学士或硕士。与此同时，顺利裁减军队员额50万。
4、“能力求位”构筑和谐的人际关系
社会主义需要一种健康的、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构筑的基础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而是一种友好的、平等的、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能力基础。人是社会的人，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学会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人际环境。能否得到众人之助，是一个政府、一个部门、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关键一环。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网络型社会，重视人际关系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公务员个人都十分重要。首先，人际关系的着眼点是广大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条根本的工作路线，它要求一切从事公职的人必须予以坚持。群众关系就成为一个人工作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构筑和谐的人际关系通常包括：平民心态的保持，即看淡权力，把群众始终放在心上，用行动去体现你对群众的关心和爱护；实实在在地办事，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海阔天空、高谈阔论；同甘共苦，平易近人，与群众融为一体，真正体现“鱼水关系”。其次，构筑人际关系的主要基础在能力。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拥护与赞成，一方面源于政府自身的政绩，一方面源于政府与群众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政绩的取得要靠能力，理解与沟通同样需要能力。美国的亨利·福特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成功有任何秘诀的话，那这个秘诀就是这样的能力：了解他人的观点，从你自己的角度看问题的同时也从他的角度看问题。
二、地方政府“能力本位”构筑中的现实阻抗力
市场经济呼唤政府职能的转变，而政府职能又从多视角、多领域向政府能力提出挑战，政府能力构筑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到了地方各级政府面前。但是，任何一种新的价值观的确立，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而“能力本位”构筑中的阻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1] [2] [3]  下一页